对于曾有过归宿的人，
当他露宿在外，
也总日复一日希望回到固定的场所，
反复找寻那个可让他落脚与安眠的地方。
这批“夜行军”在城市各个隐秘处寻找暮年露宿者的踪迹时，意外发现脚步很自然地谱出了街头露宿者的地图。许多与义工建立起友谊的街友，一“住”就是四五年，从未脱离露宿生活。
我国首个街头统计显示，新加坡一共有1000名街头露宿者，他们遍布全岛，多数是男性，约一半年龄在50岁或以上。展开统计的学者与不同非政府组织的义工合作，借着这些“地头蛇”在街友网络中的人脉，更深入了解城市露宿这个复杂的问题。
在“居者有其屋”的新加坡，尽所能给居无定所的人安排一个安宿处，成了社区与家庭发展部的当务之急。过去一年，政府社工加入义工夜访露宿者的行列，更努力地说服露宿者离开街头，初见成效。
他们过去一年多来接触的150多个露宿者当中，有五分之一答应暂离街头，但这却只是努力的开始……
本地街头露宿者近来有专属的“私召车服务”，只要他们想离开风餐露宿的生活，司机会立即开车载他们前往社区安宿处。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执法与执照监管署高级司长李金华曾在某天晚上，在大巴窑一带说服一名露宿妇女，搬到宏茂桥的社区安宿处（Safe Sound Sleeping Places，简称S3P）。
能回到有遮风避雨的舒适环境好好睡上一觉，多数人应该会认为露宿者肯定求之不得。这名妇女却要求李金华一定要把她的“地盘”顾好，不可以让别人抢去。如此一来，即使她不喜欢新的短期安宿处，还是可以回到原处。
李金华没拒绝她，安排同事看着，自己则亲自开车载对方到安宿处。可惜，妇女最终没有留下。
这点尊重和选择权还是要给他们，不要让他们觉得自己被强迫。
露宿者拒绝离开街头，政府社工没就此放弃，反而是发挥坚持不懈的精神，继续通过非政府组织的义工与露宿者保持联系。
政府社工一年多以来，定期跟着义工夜访已意识到，好些街友没准备好接受政府援助、社会服务或到过渡庇护所、福利院等地方留宿。
李金华说，政府的出发点不同，义工取得露宿者的信任，成为朋友固然好，但是不能让他们觉得露宿街头是可行的生活方式。
你可以说在街上过得很舒服，可是没有固定的住址，政府信件没法寄到你手上，你可能就此错失政府给予的福利，尤其不少露宿者不谙电脑。
佛牙寺加入露宿者伙伴援助网，在深夜时分开放空间给有需要的街友留宿。
露宿者基于个人理由，往往不愿搬离露宿处太远，如睡在靠近工作地点的地方可以免去舟车劳顿的麻烦，或是其他家庭因素等。如果短期安宿处能消除这方面的顾虑，他们好多倒是不排斥搬过去看看。
于是，政府和关注街头露宿问题的非政府组织想方设法设立更多短期安宿处，前面提到的社区安宿处是其中一个。
这个概念源自于天主教福利协会负责人在2018年1月的突发奇想。当时的气温异常寒冷，他们因担心街友的情况，而开放宏茂桥一座教堂，并提供基本床品让人过夜。
过了几晚，选择持续上门过夜的街友开始出现变化，思绪变得清晰，说活也比较有条理。
协会的志愿项目经理蒙特罗（Brian Monteiro，54岁）说：“这突显能安心睡觉的重要，他们得能整理好思绪，才能为自己做出合理和明智的决定。”
安宿处不仅提供露宿者安全的睡眠空间，也方便社工找他们，提供必要的援助。因此，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找上更多社区合作伙伴设立安宿处，如佛牙寺和苏丹回教堂。这些宗教场所都位于露宿者聚集的地区。
佛牙寺向来都有行善，但帮助露宿者却是头一次。设施经理曹志强（49岁）说，这算是寺庙初步参与，在能力范围内，他们很乐意往后做出其他方面的援助。
开放安宿处的最大考量是保安问题。因此，佛牙寺只接待社工转介的个案，不开放给公众随意使用。
政府社工和义工至今触及的157人中，每五人只有一人曾搬到安宿处试一试，并在隔天与社会服务机构建立联系。
安宿处的一大局限是，露宿者只能在场所的非办公时间入住，不一定适合所有露宿者的需求。
预计2020年第一季投入运作的寄宿所，是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支持的新庇护宿舍，由新希望社区服务组织（New Hope Community Services）管理。
寄宿所位于旧女皇镇综合诊疗所的玛格烈通道原址，最多可收容约80人。它也会提供餐食、洗衣设施，并有社工及职业导师常驻，协助解决住户各种疑难杂症。
李金华说，新寄宿所将给予当局更多空间实验切合本地情况的方案。“申请到安宿处留宿已免除面谈的过程，但我们发现对一些露宿者而言，就算只是说出姓名，出示证件，都会是个障碍。”
因此，申请入住寄宿所的过程将尽量简化。
由于露宿者无需像在安宿处，得在天亮后离开场所，健康不佳的人尤其合适。新希望社工主任王丽莲说：“希望露宿者住进来时，可以从照顾自己的健康开始着手。”
当局强调，寄宿所初步启用阶段，将只接受露宿者伙伴援助网（PEERS Network）的转介，之后再检讨看如何向其他转介来源进一步开放。
王丽莲说：“我们希望借由订立一种社会契约，让露宿者下定决心解决问题，整理自己的人生。如果一直处在抵抗或逃跑的状态，是很难规划未来的。”
穿着T恤和牛仔裤，在地上铺个纸皮盘坐着，一旁整齐放着用衣物叠起的枕头和一袋换洗衣物。为了不给人赶走街头露宿者的理由，62岁街友戴德文（假名）一向保持这般爱整洁的形象。
他是我们跟随天主教福利协会项目经理蒙特罗走访惹兰勿刹一带的街头，碰到的第一个街友。这一夜的雨刚停，入夜的气温有点凉飕飕的。由于“地盘”就在组屋排水处的旁边，雨水会溅进来，他还灵机一动，放了个纸皮在围墙上，减少水滴的冲击力。
戴德文目前是一名兼职厨房助手，领着日薪，过着走一步算一步的生活。不去找全职工，是因担心自己休息不够，年纪大可能撑不住。
他虽没透露太多，但似乎与家人的关系不太好，兄弟姐妹之间没什么联络，但他偶尔会探访母亲。她并不知道他露宿街头。
问戴德文难道没想过找个舒适的地方安顿下来，他告诉我们最近几个月，开始想要找室友，一起申请租赁组屋单位。可是问他要从哪里找室友，他又一时回答不上来，眼神有点闪烁不定。
他其实可以在寻找室友期间，先搬到安宿所。可他又想保有自由，安宿所除了只能在指定时间入住，还得跟其他人共享空间，让他觉得拥挤。至于理想室友的条件，他说：“一定要找个相处得来的，能信任的人。否则一拍两散的时候，手尾很多。”
蒙特罗过后私下告诉我们，戴德文似乎为了不让义工担心，不止一次说要找长期住房，但总没有下文。“不过，只要他有这个意愿，我们就会跟进，毕竟他也不年轻了，不应继续这样的生活。”
每个露宿者都有不同的故事和苦衷，但一个共同的痛点是人际关系。长年累月下来，他们的身体是处在空旷的户外，心却已封闭起来。
一夜下来，我们也发现露宿者大多偏好找人烟稀少的一角睡觉，有些还会用纸皮把自己围起来，守住仅有的隐私。
时间越来越接近凌晨12时，其他街友好些已进入梦乡。一旦发现街友睡着了，蒙特罗就悄悄地把一袋面包和饮料放在旁边。
夜访的过程并非漫无目的，这除了是天主教福利协会五年多的经验累积，也因为街友其实喜欢安定，如果可以的话并不想经常“搬家”。
说来也巧，另一个关心露宿问题的非政府组织Homeless Hearts of Singapore，在天主教福利协会投入夜访约一个多月后成立。最初在牛车水一带靠着路边情报，这组义工慢慢掌握街友的行踪，并在交流的过程中了解街友的需求，从而提供必要的援助。
不过，施与受的关系并非单向的。Homeless Hearts创办人之一杨耀安（38岁，软件开发员）约两个月前和妻子彭正语（24岁，护士）结婚，就获得25位街友满满的祝福。原来当时除了亲友，他们还特地邀请街友观礼。
彭正语印象最深刻的，是其中一名患有糖尿病的中年街友。他约三四个月前被义工发现时，血糖指数已超标到连仪器都检测不到，惊动义工赶紧为他安排就医。她说：“甜食能给人饱足感，街友可能过量摄糖，伤害身体而不自知。”
或许因为病情，这名街友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然而在婚礼当天，彭正语第一次看到他笑容满面，并且非常真心祝福一对新人。“看到他能暂时忘却烦恼，好好享受当下，是我们邀请街友观礼最大的收获。”
想当初，非政府组织义工刚走上街头时，街友一般不太愿意接受他人的关心，甚至会怀疑义工们的目的。所幸这些义工没有就此气馁，继续给予他们聆听的耳朵，进而为如今的“伙伴援助网”奠定基础。
许多人对街头露宿者的既定印象是：他们大多数是无业汉，主要靠接受救济过生活。但在新加坡，这想法却与现实不符。根据一项最新调查，每10名街头露宿者当中，有多达六人在工作，他们多数是清洁工，也有人打散工或当保安人员等。
很大程度上，他们和你我一样，都在兢兢业业地打一份工，对经济做出贡献。
43岁的陈锦权博士自2012年在非政府组织当义工。在接触到许多流连街头的无家可归者后，他开始问自己：新加坡的街头露宿者与其它地方的“流浪汉”是不是不同？
目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担任博士后研究员的陈锦权，是少数对本地年长者街头露宿问题做过长期研究的学者。他指出，很多时候大家说新加坡的街头露宿者是城市的“隐形人”，主要就因为他们如一般人一样，正常上下班，只是少了稳定的归宿。
这里不允许乞讨，那是违法的，因此白天在大街上我们是看不到街头露宿者的，很多人都去工作了。再加上这里不像那些会进入寒冬的国家，街头露宿者不用带御寒用品，全身‘家当’可能就是个背包，那就更不显眼了。
根据2018年的数据，本地受雇居民的月入中位数为3467元，比大多数街头露宿者呈报给调查员的收入多出至少一倍。因此，即便最终成功离开街头，街头露宿者属劳动队伍中弱势群体的现实问题仍然存在，他们就业的不稳定性也可能再次让他们落入流落街头的循环。
受访的学者和社工一再强调，就业只是街头露宿问题很小的一环。但即便如此，在本地为无家可归的个人专门提供较长期住宿的一些临时庇护所，近年来开始更专注于提供额外的就业“导航”服务。例如，新希望社区服务组织（New Hope Community Services）在全岛各处设的“过渡点”就通过严格的个案管理，尝试为无业的住户找工作，让他们重新掌握生活的主导权。这样至少可以把街头露宿问题中这个缺了的“拼图”先补上。
街友在临时住所习惯与他人同住后，有些人甚至决定一起申请租赁组屋单位。
“现在就看我能不能撑下去了。先做做看，可以的话就坚持六个月。” 在街头露宿半年后，60岁的陈旗伟今年5月听取“街友”的建议，自己到甘榜格南的家庭服务中心求助；如今他住在新希望位于惹兰固哥的临时住所，与另11人共住一个改装过的二房式组屋单位，10月中在工作辅导员徐书聪（55岁）的协助下，在医院负责杂勤，帮忙护送病人去看病或照X光等。
徐书聪和新希望的社工刘文娘（59岁）负责管理陈旗伟的案子。与许多其他无业住户一样，陈旗伟一开始对重新投入职场，尤其是接受培训，特别抗拒。
那些申请工作需要的文件和文凭，我一张都没有。要我当学生去上课，那也太辛苦了。陈旗伟
陈旗伟过去长时间在国外，基本上与待在新加坡的妻子和孩子断绝联系，他一年多前回到新加坡时先是住廉价酒店，后来资金不够就睡在户外。在我们访问的街头露宿者当中，唯有陈旗伟愿意上镜和具名受访，在聊起新工作或街头露宿的经历时，他都侃侃而谈，但若是提起家人或在国外的经历时，他却又马上转移话题。徐书聪指出，大家只知道陈旗伟过去是做买卖经商的，因此要他接受一份蓝领工人的岗位，更加不容易，也为工作配对增添多一层挑战。
新希望采取的就业援助模式，主要是鼓励住户透过劳动创造价值，让他们自食其力，但同时，工作辅导员也必须非常谨慎，确保尊重住户的意愿。徐书聪自8月在一次国庆日活动上认识陈旗伟后，就会不时主动到他的住所和他聊天。
“我会随口问他：怎么样？过得如何？每次他以一种生意人的口吻说在等的‘一批货’快要进来，到时候就有钱可周转时，我虽然心里觉得这简直是奢望，但也不会戳破。最后还是他自己发现医生给的病假要结束了，钱不够用，接受了我要他找工作的建议。”
对徐书聪和刘文娘来说，陈旗伟的性格外向，善于与别人沟通，医院护送病人的工作非常适合他；陈旗伟目前在办离婚手续，手续一完成可申请自己的租赁组屋单位，让生活逐步上轨道。
不过，每日工作八小时，一天要辛苦地走上1万8000步，陈旗伟的月入在扣除公积金后只有1000元左右。他受访时说，这其实比他打兼职工少，只不过如今住在新希望的临时住所，他认为应该按社工给他安排的计划走。
徐书聪受访时说，在帮助住户克服就业障碍后，下来更具挑战性的是确保他们不要轻易离职。对于陈旗伟和其他低收入住户的处境，他是同情的。他希望弱势群体在本地的整体就业待遇能够系统性地获得提升。
他们也是新加坡人，只不过以前做了错误的决定。现在他们想过正常生活，但却要从最底层的工作开始做起，单凭所获工资生活又难以为继，那是最大的挑战。徐书聪
“反正在同一条船上，我就尝试配合，玩一下这个游戏，也能看一看结局如何。”
访问60岁的陈旗伟，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说到了街头露宿者住进临时庇护所后的“游戏心态”。为了避免住户养成福利依赖，许多中途之家都会设定某种惩罚或奖励制度，一方面让所有入住者明白他们逗留的时期有限，以集中精神寻找稳定长久的住所，一方面也鼓励住户自力更生。但有了设计成游戏的制度，便也有想要在游戏中钻空子的人，结果很多时候可能一些人会与政策苦苦博弈，但又不一定换来好的结果。
陈旗伟街头露宿的时间不长，只有半年，而且他是按自己的意愿主动求助，案例和其他街头露宿者有些不同。或许也因为这样，他在形容街头露宿的经历时，有一些隔离感，更多是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在形容他其他的“流浪弟兄”们。
陈旗伟指出，露宿在外的时候，赚来的一点钱很快就花光，工作就是为了解决眼前吃饭的问题，没有别的意义。“要找工作也不难。但老实说，人类就有这种心态，长期处于潦倒的状态时，什么都不想做的。”
针对愿意离开街头的人，政府为了确保他们稳定过渡到新的生活，有时候会提供社区关怀援助金，一般是三个月的暂时性援助，在评估认为当事人健康情况更糟糕时，也可随时增加补贴。但陈旗伟说：“我在中途之家住了几个月后，大概也了解到住在这里的人的心态。他们一开始一定抱着援助金能无限发放的心态，然后希望能住多久就多久。这就是一个试探极限的游戏，只不过游戏会越来越难玩。”
在新希望（New Hope Community Services）的临时住所:
这个中途之家也经常在特别节日时举办一些活动，然后以奖品来奖励住户，像陈旗伟现在上班用的新背包就是最近在一次“自拍比赛”上赢得的。
陈旗伟在找到工作后，将目标锁定在300元的奖励金上，希望自己能至少坚持工作满六个月。来到新希望，他很多时候是抱着“照表操课”的心理，照着社工所说而做，尽量满足大家对他的期望。对他来说，即便是游戏，那也玩玩看，看是否能扭转自己的人生，而对新希望的社工来说，即便奖励制度被当成游戏，如果赢家多过输家，能达到帮助曾街头露宿者找到一点方向感，他们也是欢迎的。
有社工在听到陈旗伟“游戏”的形容时，就笑着对他说：“谢谢你配合我们玩这个游戏。”
51岁的陈财华单身，长期不和家人联络，是真正的孤身一人。因为没有后顾之忧，他过去10年一旦没有办法工作就都睡在外头，选择一种“不求人”的生活。
一直到今年10月，他才真正放弃露宿街头，搬入在裕廊一带的两房式租赁组屋，好好养病。
我在外头断断续续住了好多年，近两年都睡在市区一个大厦的餐馆外，铺一些纸皮来躺，过去也睡过公园。能够工作的时候，我会用工资租个便宜的床位来睡，只是近来病情更严重，工作就不太可能了。
陈财华（假名）患有疝气，睡在地上的时候腹部会疼痛至难眠，也无法久站。像他这样健康亮红灯且又没有能力养活自己的街头露宿者，是政府社工和非政府组织义工最想尽快带离街头的群体之一；能够说服并安排他们迁入永久性的住房，更算是一大成就。
根据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提供的数据，政府社工和义工自2018年合作以来，在接触到的150多人中，共有32人同意离开街头，但当中部分的人最后还是会基于不同原因，再回到街上；他们当中，有13人继续待在分布全岛各地点的短期安宿处，另12人有永久性的住房安排。
陈财华不把自己视为成功案例。相反的，与他在裕廊住家附近的快餐店进行访问，他多次叹气说，已经想要搬回大街上。他说：“每次那个负责经济援助的人打给我，我都想跟他说不要再打来了。我不再需要你们的帮助。”
陈财华十年前落魄时一次找福利部帮忙被拒，就再也不尝试申请援助。与他谈话，会发现他对于外人干预他的生活非常抗拒，即便是对近几年来与他有频密联系的天主教福利协会社工，他坦承在相处时也还是会设防，更别说是对电话另一端一个他从未见过并需要衡量他经济情况的政府前线人员。 他说：“我甚至有点后悔一开始接受援助。”
过去一年多来，一波又一波的街头露宿者在政府社工与非政府组织义工合作下，被说服离开街头。有了这样一个“伙伴援助网”，政府能更系统性地一步步帮助街头露宿者，并且积极介入，确保一些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有永久住房，或与家人和解，搬回家住，或像陈财华一样，在接受需求评估后发现自己其实还有一大笔公积金存款，根本就能够申请组屋。多年来为本地街头露宿者提供临时庇护的新希望社区服务组织观察到，他们的住户过去可能要半年才有永久的居所，有了政府的介入，现在整个过程缩短到一半。
对于天主教福利协会的协会项目经理蒙特罗（Brian Monteiro，54岁）来说，允许政府社工跟随他们的义工，一同在各区夜访街头露宿者，有具体的成效。这样的个案管理效率让他感到欣慰，也显示政府不但更关注街头露宿的问题，也有决心调整做法，改善情况。他指出，过去一些露宿者在同个地点一住可能就是好几年，如今则每个月有三四位他们曾接触过的街友，找到永久住房。
不过，蒙特罗也观察到，如陈财华的例子所显示，长期在外的街友搬入组屋后，又会面对另一套新的问题。
天主教福利协会正在考虑给搬入租赁组屋的前街友设立一个“起步基金”，供他们购买家具和家中基本的电器用品等，待这些人的情况更稳定后才要求他们偿还。
许多街头露宿者都是一个背包走天下，突然让他们搬到屋子里去，他们看到家徒四壁，比在外还要慌张。蒙特罗
而这还是较容易解决的问题。像陈财华搬入裕廊的租赁组屋后，天主教福利协会在短时间内就给他提供了二手的床具、橱柜、冰箱、电风扇、餐桌和洗衣机，让整个房子看起来“更像一个家”。陈财华目前真正面对的挑战是，习惯独来独往的他，必须重拾对社会的信心，但蒙特罗指出，要前街友摆脱各种猜疑和心理恐惧，才是最困难的。
在天主教福利协会社工的鼓励下，再碍于病情不允许他重回街头，陈财华现阶段尽管百般不愿意，还是在新的租赁组屋单位住下了。问他有了个安定的居所，生活是否有改善，他先是说没太大改变，后又补充：“有个狗窝也不错，安全一点，至少夜里不用提防小偷，睡得更安稳，可以缓和病情。”
最新的全国统计，计算出了本地大约有1000名街头露宿者。在标榜“居者有其屋”的新加坡，这个具有震撼力的数字让一般民众开始反思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在11月举办的一场对话会上，记得一名与会者就问参与调查的学者和政府代表：我们的目标是最终把这个数目降为零吗？可能做到吗？
他得到的答案是：单从供需的角度来看，我们目前有的租赁组屋单位或临时庇护所床位等，都足以接纳这1000人。但导致人们街头露宿的原因非常多元，问题比想象中复杂。
但即便无法真正深入了解是什么导致一个人最终不回家或不求助，宁愿睡在街头，我们在过去三周透过采访过程中搜集到的资料和进行的观察，至少可以总结出一个趋势：过去一年多来，新加坡政府在为街头露宿者解难方面，动得比谁都快。
随着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在短时间内说服原来就已在关注街头露宿问题的非政府组织，成立露宿者伙伴援助网（PEERS Network），该网络不断扩大，目前已有26个伙伴组织；全岛有更多能暂时为街友提供庇护的地方；由于对街头露宿问题的认识加深，政府针对“无家可归者”的定义也进一步放宽。
是什么促使了这样的改变？在访问过程中，不少非政府组织的社工和义工都会提到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李智陞在这个问题上如何亲力亲为，甚至自己开车载街友到安宿处。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执法与执照监管署高级司长李金华说，社会及家庭发展部相信，街头露宿不应该被视为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社会应该有的担当。
他说：“如果我今天不在政府部门工作，而是一般民众。看到1000这个数字，我也一定会问：到底政府在做什么？为什么会有1000个人露宿街头？”
李金华在形容政府过去一年动作之快时，用“一股冲劲”（aggressiveness）来形容，因为他认为就连“积极”（proactive）这个字眼，都太被动了。不过，尽管政府已经在这问题上往前冲，若以过去一年多来只有25人最终在接受政府社工援助后离开街头为准，目前似乎能达到的成效仍有限。我们有必要思考所谓的“新加坡方案”是否还能调整，学界是否又必须再更针对性地研究这个问题背后的细枝末节。
在为这次的专题找相关资料时，我们也一直接触到芬兰的例子。多个报道指出，芬兰是唯一一个成功减少街友数量的欧盟国家，其策略是摒弃以庇护所和中途之家为主的策略，“无条件”地直接给街头露宿者房子住。这与传统的“阶梯模式”，即街头露宿者在离开街头后，需要在不同的救济阶段，进出不同的临时居所，有显著的区别。在新加坡，依我们的观察，一位街友在决定离开街头后，一般也先是被安排暂住在最靠近的安宿处，之后在社工引介下，可能转入住宿期为半年的临时庇护所，再慢慢看能否达到最终目标：永久住房。
芬兰的“无条件住房”模式当然有成本负担，而新加坡在探讨任何方案与模式时，必须考虑它现阶段是否符合新加坡人对社会契约的认知。在社会上同时有不同弱势群体都需要资源的情况下，帮助街头露宿者时，新加坡人愿意做到多无条件？这个问题也许比计算哪个方案更便宜或更昂贵，来得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