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我还是个有点热血的记者,与副刊组另两位同事专事文化艺术类新闻的报道。我们共同的立足点是本土艺术家和本地艺术活动。
那时的我们,报道了艺术空间僧多粥少的窘境,本土原创戏剧《后代》和《咏蟹花》分别在香港和北京演出的盛况,艺术博览会带动的市场兴旺,培育华语剧场编剧的迫在眉睫,79岁巫漪丽钢琴伴唱《红灯记》的自我挑战,80后青年作曲家的崛起,前辈艺人白言的人生故事以独角戏形式搬上舞台所带来的启示,大型新加坡华语剧回顾展的时代意义。
那一年,也是新加坡音乐剧的丰收年;也在那一年,戏剧家王景生获颁福冈亚洲文化奖,访谈中却对本地艺术的审查、资源的分配与权力的集中忧心忡忡。
对我来说,那是一个跃动的年代。
一眨眼,我们迎来了21世纪的20年代,巫漪丽的琴音已成绝响,白言的人生也已谢幕。我们没有看到本土音乐剧乘势而起,80后青年作曲家之后还看不见90后。艺术空间的局促尚未解决,企业对艺术的赞助有待耕耘。艺术博览会的规模出现萎缩,编剧荒始终无法纾困,而王景生的担忧,依然存在。
2020,等待我们的将会是怎样的艺术图景?我是比较乐观的。当社会富裕到一个程度,愿意做精神乞丐的人必定越来越少,这将推动社会整体的艺术氛围往前发展,进而带来质的改变。
艺术的奋斗没有止境,而在历史的长河中,10年不过沧海一粟。哪怕是10年又10年,美丽的艺术风景永远值得怀揣梦想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