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正在念初三、准备迎接高中入学考试的裘尧天意想不到地从课业和考试的紧张中“解脱”出来。

回忆起那段动荡的日子时，裘尧天感慨，当初其实根本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场“革命”。

只是觉得很开心，中央号召要搞文革，不用升学考试了，而不知道自己就这样失去了学习机会。

学校停课后，他当过红卫兵、到全国各地串联，走到哪儿，免费吃到哪儿、住到哪儿；他还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至今右臂上仍留着一次武斗中被弹片击中后留下的疤痕。

文革经过风雨激荡的最初三年，中国社会逐步从骚乱、暴力和无序中走出来，但正常的生产依然还没恢复，大批青年待业。

1968年底，中国掀开全国范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裘尧天在1970年4月登上一列开往东北的火车，同550名宁波青年一起到黑龙江鹤立河农场支边，从此被抛入翻滚的命运之河。

除了农场每月32元人民币（6新元）的工资，当时已经20岁的裘尧天也把神秘的北大荒，看作是一片能够接纳他无处安放的青春的热土。

然而，当遥远的黑龙江从课本走进了这名南方知青的视野，他才发现北大荒的生活，远远比他想象的辛苦。

春夏秋冬，每个季节都有严峻：春播，漫天尘土，分不清白天还是黑夜；夏锄，渴了到垄沟里找水喝，累了在烈日下用炕席遮阳休息；秋收，腰椎酸到跪着割麦，手上磨出了老茧；冬藏，零下30摄氏度的酷寒中在场院里脱粒，瑟瑟发抖。

与其说与天斗、与地斗，还不如说与自己斗……要战胜自己对寒冷的畏惧、要经得起劳动的磨炼、要压下远离家乡的惆怅、要摆脱前途迷茫的困扰。

1974年，裘尧天迎来北上支边后的一个人生转折点。因为在农场劳动表现积极，他被推荐到双鸭山师范学校读中文班。

这让他得以在1976年进入政府机关，避开了1990年代末很多同龄知青经历的下岗潮，但他也因此遗憾地错过了1977年和1978年的高考机会。

他说：“当时我到教育局工作的时间很短，不好意思跟领导说要去高考。那时候的人思想很正统，为集体着想多过为个人着想……当时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也没有深入思考，很多时候回过头来，才知道人生的道路应该怎么走。”

1979年，随着大批知青返城，离家近10年的裘尧天调转回到宁波，继续在教育机关工作。

40年来，中国经历改革开放后的波澜壮阔，在家乡成家立业的裘尧天深刻感受到国家的快速发展，以及全家人的生活稳定和经济条件改善。

知青一代对共同的经历有截然不同的评价，有人叹息自己的牺牲和命运的不公，也有人感叹这段磨炼加速了自己的成长。

裘尧天说，他不想抱怨自己是被耽搁的一代，也不想去高唱青春无悔的赞歌，“我把它看做人生中的一段插曲，给人生增加了一些色彩，回忆起来是一种别样的滋味”。

黄娟21岁大学毕业时，改革开放正进入新阶段。邓小平南巡后的两年，周遭的一切都在发展与变化中，中国高校亦是暗流涌动。

她那届毕业生正处于“包分配”到“自主就业”的转折期，是离开广东韶关的家出外闯荡还是留下谋求工作，成为黄娟和身边朋友当年的重大抉择。

黄娟决定留下，加入当地的中国建设银行，成为国有商业银行里的一名“体制内”人员。

追忆第一份工作，黄娟说，国有商业银行机制健全、严谨规范，“如果把金融环境比喻成大海，那么国有商业银行可算是航空母舰”， 而在这艘巨轮上工作的员工就像零部件，结构复杂，分工细致。

作为“70后”，黄娟继承上一代的勤奋传统。此后的20余年，她凭自己的努力，从柜台职员逐渐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支行行长、分行中层管理人员。

24年后，正在事业稳定之时，已步入中年的黄娟毅然选择离开，加入珠三角一家基金管理公司，转型成为一名资深财富顾问。

这是来自内心非常深层的呼唤吧，时代的变迁、外界思想的召唤与引导，让我感觉在体制内的工作和生活都有着很大的禁锢，我不要再过一眼就能望到头的生活。

这个年龄才跳出“体制”，似乎稍微晚了一些，不过她觉得，“幸好是在这个年龄段”，因为经历过沉淀与积累，便能更好跳脱过程中的浮躁与虚幻，而倘苦没有此前在单位规章制度严格制约的经历，有些事情未必能够很好地处理。

新职业给她带来截然不同的体验。“体制外”的工作具有挑战性与风险性，必须拥抱变化，应对频繁的突发状况。但她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下，主观能动性才容易被激发，快速成长的同时也有助克服自己的软肋。

黄娟用业余时间做义工，通过关爱他人收获温暖和快乐。以往追求加薪升迁，现在的她认为自我价值并不等同于名和利，无法用金钱财富来衡量。

如果体力允许，希望自己能一直有工作中的状态，
不言退休。

黄娟希望可以保持学习能力，勇于尝试与探索，“不给自己设限，那么人生就没有限制你的藩篱”。

“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香港歌手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可谓那个时代的注脚，也是黄娟依旧年轻的心声。

北京国创产业园一间60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坐满了20多岁的年轻人。空间内还有一台跑步机、两张折叠床、一个装满零食的大箱子，以及陈列各类饮料的冰柜。但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荧幕，急速敲击键盘。

这家公司的掌舵人是30出头的胡森。他不是“富二代”“官二代”，凭借专业技术与独到眼光，通过三次创业，他不仅实现了个人财务自由，也为100多人创造就业岗位。

2009年，胡森以总分第一的成绩从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顺利拿到美国耶鲁大学全额奖学金。“要么出国，要么在体制内工作”，回想当年，他坦率地说：“去耶鲁之前，根本没想过要创业，只想好好读书，回来做一名科研人员或者当大学教授。”

他的想法到美国后发生改变。2010年，正在读博的胡森发现，相较于美国，中国视频网站运营成本中服务器带宽成本居高不下，导致运营商持续大幅亏损。

“国内巨大的市场需求就在眼前，我们正好有技术解决方案，”当时的纠结与矛盾让他寝食不安：“耶鲁大学也很难放弃。”

放着光明坦途不走，却要走险路回国创业的想法不仅不被周围人理解，也让父母担心：“父母以为我在国外读书精神受到了挫折，不好意思告诉他们。”

最终，胡森和来自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室友决定以休学的方式回国创业。他坦承：

第一次创业，确实没有很强的勇气，之所以选择休学，一是想留个退路，二是也想让父母心理上可以接受。

2011年5月，胡森回国后立即与合伙人在青岛创立云成互动网络科技公司，一年就为优酷、搜狐、腾讯等系统使用者节省带宽成本1亿多美元（1亿美元折合1.38亿新元），这也让他赚到人生中的第一桶金。一年后，25岁的胡森与团队又开发出“风云直播”，获得IDG集团200万美元的首轮融资，随后，又得到晨兴创投领投的千万美元B轮融资。

2014年中国掀起互联网创业高潮，胡森乘风破浪，2016年1月与合伙人创办的中国最大原创体育直播平台章鱼TV被乐视体育以3亿元人民币（5809万新元）收购。同年，胡森被美国福布斯评为亚洲地区30位30岁以下明星创业者之一。

刚过而立之年的胡森将三次创业经历总结为“本分”和“算账”。他说，“本分”就是企业家要抛掉不切实际的想法，要为股东，员工负责，继而为社会创造价值，解决社会问题；“算账”意味着企业家要核算成本，达到既定目标。

胡森对中国互联网的未来信心满满，但也担忧行业竞争的残酷局面，“竞争残酷是中国能够产出大量优质互联网产品的原因，但中国最聪明的人都聚集在互联网上，行业太过拥挤，对行业长远发展不利”。

中国国庆后，胡森和团队将搬入2000平方米的新办公室，他踌躇满志地说：“社会既然选择我们做操盘手，责无旁贷地要做好准备。”

张玉婷对小时候最深刻的记忆是下雨时家中漏雨的屋顶、满屋接雨水的锅碗瓢盆，以及随母亲去河里捞鱼。

1992年，张玉婷出生在黑龙江省穆棱市福禄乡康乐村的一户普通务农人家。她至今依然记得，小时候家里的物质生活不算太好，家中房屋简陋，自己一年到头都吃不上几次肉。

直到她10岁左右，张玉婷的父母才决定把漏雨的旧房推倒，耗费相当于当时两人务农一年所得的3万元人民币（约5821新元）重新翻建新房。

见到家里的经济情况后，张玉婷决定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要为家里减轻负担。

她承认，家人一开始并不同意这个决定，认为她还是应该继续读书。张玉婷说服家人，若要上高中、读大学，那意味着还要七年才能开始工作。

我希望能尽早步入社会，用这七年为家里减轻负担，
让家人过得好一点。

她在离家约1小时30分钟车程的边境城市绥芬河市找到一份对外贸易工作，主要客户来自于接壤的俄罗斯。

张玉婷用了不到四年时间实现自己的愿望，通过努力把双亲从农村接到城市里，和自己一起生活。

虽然生活质量大幅提升，但张玉婷依然觉得生活中少了什么，开始怀念钓鱼带来的幸福感。因此，她从2016年开始在短视频直播网站“快手”上直播钓鱼，与更多网友分享自己的乐趣。

随着张玉婷在“快手”上的粉丝增加，她也会通过平台销售一些当地特产。随之增加的收入，让她萌生辞职专门做直播的念头。

这一次，她的想法得到家人的支持。于是不到一年，张玉婷便全职投入短视频直播与制作上。

张玉婷觉得，父母辈因受到时代与环境的限制，在人生许多选择上都身不由己。相比之下，自己更加幸运，能够将爱好当成养家糊口的职业。

90后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比父辈更有主见与自由，张玉婷至今两次对人生的规划恰是最好的例子。

在张玉婷看来，90后与00后相比，多吃了一份苦；与父辈相比，则多了一份自由。

她言语中充满对“00后”的羡慕。张玉婷回忆起初中生活时说，那时候自己刚接触电脑，在学校里还要上专门的微机课。“但是看着我00后的弟弟，他完全不需要人家怎么去教，自己就会用电脑，好像天生学过一样，真的太厉害了。”

同龄朋友中第一个全职做短视频的张玉婷，如今也成为其他人羡慕的对象。

目前张玉婷通过直播赚取的收入已经能与过去从事外贸工作相当。她骄傲地说：“现在我觉得很快乐，因为我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也能通过这个来维持生活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