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变转机疫后再出发

夫妻档德仁·欧利维罗（Daren Oliveiro，41岁）和刘喜临（37岁）约五年前在达曼裕廊小贩中心开设自己的西餐摊位，开业至今，近一半的时间都在疫情中度过。

受疫情影响，摊位的营业额下跌超过一半，每月收入介于数百元至1000多元。为提高营业额，德仁和刘喜临掌握数码科技，运用社交媒体以及线上平台宣传和提供订餐与外送服务。

德仁说：“有时一天内有少过10个人到摊位光顾，我就会感到很担心，如果没有人来买，食物也会坏。”

政府减免小贩中心摊主的租金（Rental Waiver）以及发放500元的巴刹与熟食摊贩援助基金（Market and Hawker Centre Relief Fund），有助减少夫妻两人的成本与亏损。

德仁和刘喜临育有两个孩子，大儿子8岁，小儿子6岁，一家四口和德仁的父母同住在达曼裕廊一带的四房式组屋。孙子平时由祖父母轮流照顾，两个小朋友偶尔也会到摊位帮忙。

疫情期间，大儿子须居家学习，导致夫妻两人的生活更加忙碌。德仁通常会先到小贩中心开档，刘喜临则在家协助孩子登录居家学习的线上平台后，再到摊位帮忙。

儿子居家学习，再加上疫情期间大家较常待在家中，德仁一家每月的水电费和日常开销也上涨。

政府发放一次性消费税补助券—特别现金补助（GST Voucher – Cash Special Payment）和消费税补助券—水电费回扣特别补助金（GST Voucher – U-Save Special Payment）等家庭援助配套，有助减轻德仁一家的经济负担。

我主要是用来买菜和一些日常用品，与其花自己口袋里的钱，我有一个消费税补助券的‘钱包’可以用。

尽管疫情给一家四口带来许多挑战，他们仍对未来充满期盼。

德仁说：“我希望生意能越来越好，孩子们也可以好好上学，不需要居家学习。”

疫情期间遭公司裁员，刘祖蔚将危机化为转机，失业后一边开私召车补贴家用，一边与友人经营自己的火锅店，展开自己精彩又充实的斜杠人生。

刘祖蔚（38岁）原本在一家德士公司担任营运主管，不料在2020年12月，公司将他所任职的部门关闭，他也因此被裁退。

考虑到家里还有两名年幼的孩子要照顾，刘祖蔚不想花太多时间寻找新工作，立即向私召车平台Grab申请当司机。

我每天都需要开车，一天要花大约12到14个小时在路上，才能赚取跟之前在公司上班时一样的收入。

每当社交人数限制收紧时，出门的人减少，刘祖蔚的收入就会受到波及，每天在路上跑的时间也就更长了。

获得政府的冠病疫情司机援助基金（COVID-19 Driver Relief Fund），对刘祖蔚来说宛如及时雨。

刘祖蔚说，除了车租以外，添油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每日获得介于5元至25元的援助，有助补贴他每个月的油费。

疫情期间，刘祖蔚不畏挑战，和喜爱吃火锅的朋友们一起创办火锅外送生意。

我们是一班很喜欢吃火锅的朋友，想到不能聚在一起，又很想吃火锅，就想说可以做外送，将火锅送到顾客家中。

当防疫措施逐步放宽后，他们也在去年设立实体店面。

但堂食限制反复，重创餐馆生意。刘祖蔚说，在禁止堂食和限制两人堂食期间，每个月的营业额下滑高达八成。“还好政府在那段时间减免租金（Rental Waiver），我们才没有损失那么多。”

刘祖蔚说，自己不幸在疫情期间失业，但这也为他带来人生的转机。

之前我在打工，现在也成为一个小老板。我觉得自己还蛮幸运的，在危机之中找到了转机。

2020年7月，新加坡旅游局允许旅游业者分阶段恢复营业时，本地旅行社基本面临同一个选择：继续关门还是重开。

在多数同行选择继续观望的时候，康泰旅行社副总经理钟美英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开门营业，并把重心从境外旅游转向国内。从业20余年，又经历过沙斯疫情，钟美英相信本地游会是打开市场的一个出口。

从外岛开始，康泰旅行社陆续开发出乌敏岛、圣约翰岛、龟屿岛等八个本地游行程，适逢政府推出“重新探索新加坡”消费券（SingapoRediscovers Vouchers），本地游在去年3月和4月迎来小高峰，每月发团30多个，平均团员超20人。

正当生意初见起色，疫情的反复，让康泰旅行社不得不再度暂停营业。

这样的暂停，康泰旅行社在2021年共经历三次。与数月内得到控制的沙斯疫情相比，冠病疫情似乎充满不确定性。

看不到这条路有多远，看不到未来是怎样，这是我们最担忧的。

然而，面对诸多变数，政府的“及时雨”，给了钟美英坚持下去的动力。

从雇佣补贴计划（Jobs Support Scheme）、外籍劳工税豁免（Foreign Worker Levy waiver）到旅游执照费豁免（STB Licence Fee ｗaiver）等，政府的各类补助都让康泰旅行社挺过严冬。

虽然政府的资助四方八面，但钟美英强调，业者本身也要“有一颗要生存下去的心”。

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Vaccinated Travel Lane，简称VTL）开通后不久，钟美英的办公桌上就摆满了VTL行程。尽管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出现又带来新变数，但这一次，康泰旅行社已经做好了重新出发的准备。

成立不过25年，本地家具制造公司Office Planner主攻绿色办公家具已有11个年头。

2011年，当创办人吴淑雄最初有做环保家具的想法时，新加坡尚未有认证环保家具的专责机构。

为贯彻“绿色”理念，吴淑雄特别从澳大利亚请来专家，耗时九个月让工厂焕然一新。从板材到胶水，再到生产工艺，每个环节都力求环保。运输方面，吴淑雄同样要求减碳：“不找到本区域内的供应商，我们永远也不能减少碳足迹。”

吴淑雄也试图改变绿色家具在大众心中价格高昂的印象，一方面四处寻找价格更低的供应商，另一方面也通过拿下政府项目，以量制价。

11年过去，Office Planner不光拿下新加坡环境理事会颁发的三个绿色标签（Green Label）认证，更成为本地12家获得绿色基因（GreenDNA）认证的公司中，唯一一家家具公司。

多年积累，好不容易在绿色家具领域蹚出一条路来，Office Planner就碰上了冠病疫情。

建筑业受到重创，吴淑雄的多个项目延期，仓库货物堆积成山。随着居家办公模式愈加普及，疫后办公家具市场亦是充满未知。

面对双重打击，政府的资助，尤其是对可持续发展的支持，让吴淑雄重拾信心。

在设计创新计划 （Design Innovation Programme） 资助下，Office Planner在疫情期间设计出三款新产品，包括可调节高度的办公桌，既能放在办公室，也能用于居家办公，实现大人小孩一桌两用。设计创新计划是由新加坡家具工业理事会和新加坡企业发展局推出。

Office Planner也分别通过生产力提升计划（Productivity Solutions Grant）和中小企业数码计划（SMEs Go Digital），购入笔记型电脑、温度检测仪和办公软件等配备，以及获得专业人员提供的IT解决方案。

目前，Office Planner正在申请去年10月推出的企业可持续发展计划 （Enterprise Sustainability Programme），以开发更多绿色产品。吴淑雄相信，这能让Office Planner的绿色办公家具之路，走得更有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