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交名媛佩琦·派克对两个女儿管教特别严厉，她也似乎非常在意外人用什么眼光看待他们一家。此次访问，摄影师给她与女儿拍照前，她指着11岁小女儿“小蜜蜂”的连身裙，用稍带命令式的口吻要女儿换另一套她觉得比较妥当的衣服；谈及新加坡教育，她也不断重申制度继续保持严谨的重要性，因为她认为“这可是万万不能松懈的”。

佩琦·派克（Paige Parker，50岁）和著名投资家丈夫罗杰斯（Jim Rogers）为了让15岁大女儿“快乐”和小女儿“小蜜蜂”在双语环境下长大，给她们学好华语的最佳资源，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举家搬到新加坡，这是不少关注母语学习的新加坡人熟悉的故事。

“快乐”和“小蜜蜂”在媒体的曝光率相当高，有些人把她们当推广华语学习的形象大使，但派克也知道，她给孩子请中国家庭教师、为让孩子顺利进入重视华语教学的特选小学当义工和搬家，这些行径都让一些新加坡家长觉得不可思议，有些人甚至觉得她就是标准“虎妈”。

不过，派克对这样的标签却不太在意，她只是有时候不理解为何她和丈夫重视华语，会引起那么多的关注。对她来说，女儿有生之年，必定见到中国崛起这个重要发展，确保她们懂华语是给她们“生存术”，本来就是必要的。她说，这就像许多家长会送孩子去学游泳一样，但许多新加坡人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说到这里，她分享一个小故事：女儿“快乐”小时候学游泳，有一次游泳教练突然告知，“快乐”游得太慢了。“当时我马上问教练，她姿势正确吗？教练回说，游泳的姿势很棒。那我就觉得游得慢也没问题了，反正不要求她当奥林匹克选手，也没有要她加入泳队。而我让孩子学好华语，观念也是这样的，就希望能给她们终身受用的礼物。”

派克说：“你说我是移民者心态也好，虎妈也罢，但我主要是认识到自己不可能成为那个能够在家里和孩子讲华语的中国妈妈或新加坡妈妈。所以我只好放更多资源在确保孩子有好的学习环境。”

派克的两个女儿“快乐”（左）和“小蜜蜂”说得一口流利的华语，仿佛是推广华语学习的形象大使。

派克认为，对很多想让孩子学习华语的外籍家长来说，新加坡的教育体制仍能提供最严谨的教学。

根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在小学修读华语为第二语言的学生中，一向来有非华族永久居民与国际学生，数量也从2010年的每一年级有320名学生，增加到2018年的530名学生。

然而，近年来，因不想孩子面对太大压力或认为制度存在缺陷，社会开始出现取消特选学校计划或撤销小六会考等呼声，这都让像派克一样相信新加坡教育体制的家长感到担忧。派克认为，教育的多元是新加坡的长处之一，如果不坚持这点就是开倒车。“政府跟新加坡华人说，学母语是重要的，那是你们的文化根基，这些你都可以不相信或不买账，但大家一定要认识到孩子掌握好双语的重要性。到了2019年，孩子一定要双语精通，这是为他们的未来着想。”

派克今天对孩子学华语的执着，一部分来自丈夫，因为罗杰斯一向来对中国的崛起与发展非常乐观，但一部分也可能因为她是从美国南部北卡罗来纳州洛基山的一个小镇走出来的。在对比童年生活与如今的世界，她看到了巨大的转变。

她说，刚过去的六月，自己刚完成一段4000公里的公路旅行，车子从美国大西洋一端一路开往太平洋那端，而她当时的感悟是：美国人很多只讲英语，但这没关系，因为土地那么辽阔，有些人一辈子不走出去也无所谓。“但东南亚的人都在移动，在这样人才流动的场域里，你就是要懂英语以外的语言，甚至是更多语言，才算特殊。”

“我面试十个新加坡人，十个不用微信，十个之前没听说我们公司。但他们都很用功，应聘前一晚会先看资料，这点倒是挺好的。”

说起本地人的缺点，优客工场新加坡总经理刘恩曦（42岁）直言：“太听话了，他们一旦没有SOP（指标准作业程序），就做不了事。另外，在我们这里工作，一半的时间必须和中国国内的地方伙伴联系，也要熟悉中国的手机应用与科技，在沟通效率方面，这对新加坡孩子来说是一种压力。双方理解不一样，导致最终结果不是我们要的，这归根结底是文化差异，也是语言基础问题。”

刘恩曦说：“很多中国企业过来，招人第一要素是语言，而这语言承载的就是对文化的认可。优客工场最得力的员工，或说得更直白一点，薪水最高的员工，就是双语双文化兼通的。”

中国最大共享办公业者优客工场（UCommune）2017年正式进入新加坡市场，短短两年半在本地设立四个共用办公空间，目前的新加坡业务由七人团队打理。在下来的海外扩张计划下，它还要继续扩大新加坡团队，但这个团队目前主要是在中国出生的移民。

刘恩曦指出，公司聘请外籍员工有限制，再考虑到降低成本，在招聘过程主要找的是新加坡籍员工或永久居民，但新加坡人当中，真正有中国经验的少之又少，能在一家步伐快速的独角兽企业“舒服做下去”的，最后几乎都是有中国背景并到新加坡生活的移民。据她观察，其他从中国拓展到本地的创新企业也“很少聘请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中国企业近年加快全球业务拓展，并加大对创新科技的战略性投资。作为亚洲的商业枢纽，新加坡无疑是中企扩张海外的首选地。根据仲量联行去年一项报告，基于与中国有密切的文化联系，再加上地理位置优越，新加坡目前是全世界与中国有最高连接度的城市，也有最多的顶尖中企入驻；若统计进驻的中国科技企业数量，它与硅谷并列榜首。

然而，国际企业带来的机遇，新加坡人能否把握？

如今在全球44座城市拥有200个共享办公空间的优客工场，选择把海外第一站设在新加坡，一部分因为文化和语言等各种因素。但在刘恩曦看来，新加坡人对中国企业的认同度相当低。

刘恩曦形容说，一些新加坡人看到优客工场在使用人脸识别，也抱着怀疑心态，质疑中国的技术自主研发能力。“像我们英文标志下方有‘优客工场’四个中文字，是优客工场作为中国企业要塑造的形象，但本地人看到中文字就容易感到不安。”

而这种不安的感觉是新加坡人必须摆脱的，刘恩曦认为，中国企业掌握的信息量是巨大的，而这些信息大部分是中文的，在未来唯有掌握语言这把钥匙，才能通路。“以前我小时候在中国学英文，老师也是说，你多学一门语言，可以获取更多最先进的信息，打开另一扇门。现在中文就是这样。”

刘恩曦来自上海，一对新加坡籍子女都在本地上学。她指出，自己一直向孩子强调讲华语的重要性，也要他们多用中国的手机应用、多看中国电视剧，但在新加坡学校的双语教育里，语言更多是一个考试科目。近来，她发现儿子对微信产生反感。“一方面是他发现同学都没有在使用微信，另一方面是觉得用微信很low（指低级），这让我相当吃惊。”

谈及新加坡的双语政策，刘恩曦认为，这项政策还是成功的，新加坡双语双文化人才与区域比起来，仍非常充足；“只是这个政策对企业是否有帮助，外国公司是否真能找到用得上的人才，那又是两码事。”

刘恩曦指出，过去是新加坡向中国输出经验，但如今中国互联网金融和科技金融发展神速，由中国企业向东南亚输出经验“已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而这个契机是许多新加坡人还未认识到的，这就犹如温水煮青蛙——“我怕当大家感觉被烫到的时候，已经没有能力跳出来了。”

在新加坡，与异族同胞沟通，我们很自然地会选择用英语这个各族群间的共同语言。但对张保利老师来说，这时候更应该是学习讲对方语言的最佳契机，像他发现加油站柜台服务员是印尼人时，会特地讲几句印尼话，让彼此间多一份亲切感。

他说：“我第一次到加油站的时候，那位印尼人还是先跟我讲福建话的。我就用福建话回问：哇你也会讲啊？我问他是否讲华语，他说不会，他是印尼人。我就说：Bagus（马来语“好”的意思），我也在雅加达生活过。我问他：Sudah makan belum？（你吃过了吗？）他说：Sudah（吃过了）。我再问：Makan apa？（吃什么？）我们就找到新的共同语言了，真好玩。”

张保利（52岁，Pauli Haakenson）在新加坡美国学校任教，是本地少有的洋人华文教师。对于一名美国人来说，讲华语和闽南语原应该是一件最不自然的事，但当年搬到台湾却给了他明确的学习动机。后来到雅加达与香港工作，张保利也喜欢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和使用当地用语，对外语的接收能力因此也让他成了学校的活招牌。

新加坡美国学校有全世界国际学校最大的小学部。2012年，学校实施外语必修，受中国崛起因素的影响，近九成学生在华文和西班牙文之间选择了前者，学校因此必须扩充华语师资。张保利和从事语言治疗的台湾籍妻子张宗美（49岁）正在那时候受聘，举家搬到新加坡。

张保利（左）和妻子张宗美在不同的城市生活过，但他们认为，像新加坡这样层次复杂的语言环境，仍是少见的。

两夫妻一向认可新加坡在落实双语政策方面是成功的，但到新加坡后，最让他们感到惊喜的，更多是新加坡丰富的多语环境。在教学时，张保利尽量给孩子完整且纯正的语言学习环境，但在教室以外，他非常喜欢讲新加坡式英语和方言，甚至认为新加坡人能在各种语言之间轻松转换，值得佩服。

妻子张宗美说，他们曾在雅加达和香港等多地生活，但很少看到像新加坡这样层次复杂的语言环境，而她认为，也因为生活在多语环境，新加坡人的语言意识特别高，例如能够辨别不同地区的华语或英语是怎么讲的，这在其它单语社会是不存在的。

然而，在新加坡生活七年，两人逐渐看到有可能削弱新加坡人语言优势的潜在危机：普遍使用英语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单语化，而且大家为追求“正统”，不论华语和英语都要求“规范化”，使得本土用语逐渐消失。张宗美认为，语言简单化，也会影响新加坡人思考和看事情的方式，这是令人担忧的。

她说：“这也许是全球化的必然趋势。但新加坡如今就像是个设备最齐全的厨房，它有西式的烤盘，有中式的锅，有各种各样的器具，不好好用非常可惜。”

新加坡美国学校目前也为华文课程引进沉浸式教学，这意味着幼儿班和小一生所上的课，以华语教授的时间占高达75%。张保利指出，如今就连各地国际学校也为满足家长诉求，追赶中国列车，推广华语教学，而在中国，年轻人的英语能力也在加强中，这难免让人担忧新加坡正在失去其语言优势。但依他观察，许多地方仍把英语和华语视为工具，新加坡作为多元种族的社会，保住语言优势的使命更为“自然”。

张宗美也同意这个观点，她甚至认为“多语的基因”对新加坡人来说是与生俱来的，是在“身体里面”的。她解释说，因为新加坡是多元种族社会，寻找共同语言也成为各族群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讲英语或华语就不能只是学一个科目这么简单了。“像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讲英语的社会，即便有人英语学得很好，他站起来讲英语的时候也没有文化根基。新加坡就不同，英语是各族群唯一焦点，母语又是根，这些因素一直会在。”

谈及新加坡人的双语能力，南洋初级学院前院长冯焕好斩钉截铁地说，这个优势已经不在，而且导致这结果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制度缺陷。她认为，新加坡人本来有学好两种语文的机会，但因为我们自己不重视华文华语而放弃掉的。她说：“如果没有在进步，别人就会迎头赶上。”

这位具多年掌校经验的资深教育工作者桃李满天下，而她透过学生分享踏入社会后的经历，多少可以感受到新加坡人掌握双语能带来的积极效应正迅速削弱。她说，不少学生在中国工作，当中有一些过去对华文华语一点兴趣也没有，但如今走出去后发现自己得要练好这个语言，而中国人的英语也变强了，甚至超越自己，这让他们感到担忧。

然而，尽管悲观地认为双语优势已去，冯焕好仍然坚信新加坡母语大环境有一天会改善。她让孩子学好华文，在家里和孙子用广东话沟通，在公开的场合上，她也呼吁教育工作者把目标放长远，继续尝试提高学生的华语水平。

冯焕好说，对于双语政策融入主流教育，她一向来认为这是有远见的做法。“如果你说我们没有尝试做点什么，我们其实几十年来都在不停地尝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做，我们一直不停地在补。”

她忆述，当年殖民地时代有几乎一半的新加坡人其实是受英语教育的，而实施以英语为主的双语教育后，受华文教育者则被边缘化，在职场上吃了亏，这些人难免觉得学好华文华语没有用处，“自己先放弃了”。后来，教育部认识到学生在掌握华语时有相当大的能力差异，好几次做了调整，包括让能力较差的学生转修较容易的华文“B”课程，也推出中国通识课程与语文特选计划等，让对华语与华族文化有浓厚兴趣的学生，有机会更深入地学习。

冯焕好指出，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左右，教育部开始实施语文分流制，教学以英语为主，华语为辅。后来华校也面临危机，南洋大学关闭，在这样的氛围里，许多华文教师非常消沉。不过，她说，自己有一次听了曾任南大代校长的已故儒者吴德耀教授的演讲，自己深深受到启发和激励，吴德耀的话一直指引着她，“用另一种方式”，继续推广华文学习。

冯焕好记得，当时吴德耀告诉在场的老师们：不要伤心，也不要难过。“他当时说，忘了100多万的新加坡华人吧！他们不学华语也就算了。华文华语和华族文化是有强韧的生命力的，即便在新加坡消失，也不会在世界上消失。”

在教学生涯中，冯焕好积极地在课外推广华语戏剧和辩论等活动，履行她要“不断地做”的使命。如今中国经济影响力加强，她看到自己的一些学生反而是踏出校园后开始积极学华语，相当感慨。她说，有时候和学生谈学华语是要建立文化根基，这是没有太大用处的，反而让他们反感。“对于还没有这种思想程度的学生，教师们现在也许就是要跟他们谈经济效益或谋生，用尽方法继续推广华语，让华语的地位提升。”

最近在一场由世界华人文化交流会主办的讲座上，《联合早报》前总编辑林任君在谈及新加坡华族艺术与文化现状时，发出了“莫让华文生态萎缩下去”的呼吁。演讲内容引起关注，而他对华文“有机成分”在生活中已日渐难寻的担忧，更是让不少华人文化圈人士心有戚戚。

在访问林任君的时候，说到最近的演讲，他一再重申自己的关注点始终在华文生态上。他说，自己没有仔细观察新加坡人若掌握双语，能否在商业场域上有更大的优势，“如果有，我也不觉得我们的双语优势是那么明显的。”

在他看来，所谓“双语优势”的概念是抽象的。新加坡贯彻双语教育，确实为国人在英语与母语方面打下基础，但大多数人通常是一种语言掌握得比较好，也更多人是英语强、母语弱。“双语是不是曾经作为我们的经济竞争优势，为我们在吸引外资或出去做生意时，开拓一些契机？也许在某方面是这样的，但我认为这本来也不是很普遍的现象，因为只有一小批人能够做到这点。”

“这优势也是相对的，我们是与一些单语社会经济体比较时有优势。如今在这方面却有点走下坡。”

即便是在华文媒体圈内，林任君认为所谓拥有高水平双语与双文字能力的人才不多，如果以这个高标准定义“优势”，那可能它一直没有存在过。例如，他说，过去在华文报工作的同事，华文能力是比较强的，英文主要是能够阅读就行了，现在年轻一代接受双语教育，反倒是英文可能更好，若有两个语文都掌握得好的，那都是例外。

林任君上个月在“落地和生根——新加坡华族艺术回顾与前瞻”座谈会上演讲时指出，南洋大学的成立，使新加坡有一个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华文教育体系，形成一条“教育生产线”，也构成维持优良华文生态水土养分的一部分；另外，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许多政府部门与商业机构等单位发出的公共信息，以及公共场合的告示，都是多语并存，华文的能见度很高。“但现在南洋大学不再，华校基本不存在，华文教育完整的体系没有了，如果生活中随处可以接触到华文的这种有机养分也失去，那华文生态会受到严重的破坏。”

他说，自己一直把关注点放在文字上，希望新加坡人能有机会在日常生活中继续看到英文和华文并存，提供他们一种“被动学习”的机会。“他们会发现，哦，原来这句话中文是这这样用的。但整个生态若缺乏这种元素，就会感到很大的缺口。”

当然，如果只把华文当成工具，林任君认为新加坡“算是用得不错”。与其问双语优势在不在，他说，至少新加坡的双语政策作为“国策”，是应该履行下去的。 他更担心的是华文生态的破坏无法逆转，因为只要华文环境继续恶化，这生态能否继续支持华族艺术的发展，以及国民身份塑造的需要，将出现大问号。

林任君一向喜欢用“东风”的意象比喻中国的影响。从当年在报界时说“不信东风唤不回”，到如今确信“东风已漫天扑面而来”，他认为这给新加坡华族文化带来了新的挑战。他问：“我不懂你有没有感觉到，但这几年东风越来越强了。大约十年吧，如果我们自己的根扎得不够深，就可能被外来的文化取代，这是我最担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