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中国人“排着队”想学新加坡的海外投资经验。黄庆生的手机来电源源不绝，和当地企业家安排会面往往只需一通电话。随着中国发展起来，黄庆生的手机却静了下来；约十多年前，原本不到一小时就能安排的会面，得等上好几天才能实现。

黄庆生（51岁，新瑞投资公司创办人兼董事经理）这时深刻地了解到，中国人已经有能力自己踏出国门，中西之间不再需要新加坡这个文化桥梁。

十多年前，中国企业开始大量吸引海外金融专才。黄庆生当时看准机会，只身闯入中国市场。他在2002成立新瑞投资公司（Sirius Venture），帮助中国企业到海外上市。

他说：“中国当时刚刚改革开放，不少企业都想到海外上市。但他们不熟悉国外的商业环境和金融体系，语言也不通，因此需要一个通晓国内外商业情况的人，协助他们和世界接轨。”

第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海外投资者也包括从欧美归来的中国华侨，但黄庆生自认比他们要吃香：“我虽然华语不好，但我了解华人文化。相反地，早期的一些欧美华侨虽然会说华语，但已经非常西化，可能给当地人高傲的感觉，因此中国人更喜欢和新加坡人打交道。”

黄庆生是标准的“红毛派”，一直到初级学院华语口试都不及格。到中国前，他还请了初级学院时的补习教师，帮他恶补华语。

在中国闯荡多年，黄庆生如今说着一口流利的华语。他笑说，自己刚开始不懂华语，反而意外地成为他的优势。

“我需要很用心听才能听懂别人说的话，也要想一想才能回复。北京人一般说话比较强势，他们看到有人静静听他们说话，反而觉得我很谦虚。”

但好景不长，2009年后，中国开始开放人民币融资，更多当地企业家有资金与能力开公司并上市，中国也已经在欧美国家培养自己的一批人才。他察觉自己为中西企业搭桥的“中间人”角色已淡化，于是在2011年把事业重心转回新加坡，着重于协助本地中小企业发展。

尽管黄庆生在中国的黄金期已过，他对新加坡的前景仍旧乐观。他认为，断了一条中西之间的桥梁，新加坡还是有机会开辟一条连接中国和东南亚的康庄大道。

随着中国把视野转向东南亚，新加坡人可利用双语和我国多元文化的优势，协助中国企业走入东南亚。新加坡在区域的中心位置使我们更轻易掌握区域的环境和国情。“中国企业信任新加坡这个品牌的声誉和管理能力，我们有机会成为中国和东南亚的连接点。”

黄庆生是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理事成员，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认为，自己生长在美国跃升为超级强国的时代，但孩子们要面对的是中国赶超美国的时代，下一代新加坡人将面对更大的竞争。尽管两个儿子只有11岁和13岁，黄庆生已经开始帮他们为迎接新时代做好准备。但儿子生活在时代的转折点上，仍不明白父亲的苦心，对华语和华人文化还是有些排斥。

他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和孩子一样只崇尚英语和西方文化。但第一次到中国工作时，天安门和故宫壮丽的景观给了我巨大的文化冲击，我发现中国不是我们想象中落后的国家，那里的浩大是新加坡人难以想象的，这让我顿时找到了文化自豪感。近年来常带孩子到中国旅游，目的就是要让他们有同样的领悟，但他们还是天天看英语剧。可能得等他们长大一点，才会明白中国崛起是怎么一回事。”

在学校的教育方面，黄庆生认为：“语言只是一部分，文化方面的教育必须加强，学校不应该只是让孩子学习如何在华语科目及格而已。语言和文化息息相关，我们要让孩子喜欢这个语言，觉得学华文实用，就得先让他们先对自己的文化感到自豪。”

胡锦珠勇闯中国市场的故事，得从厕所说起。

伊顿国际教育集团2003年打入中国市场，在苏州设立国际学校。董事长及创办人胡锦珠（67岁）当时自信满满，以为从小读华校的自己一定能顺利在中国闯荡。但走访刚竣工的校园时，她顿时发现自己并不了解中国。

校园里的厕所隔间围墙只有半身高，滑梯设计也有安全疏漏。作为国际学校，整体设计并不符合外国人的标准。

胡锦珠说：“我以为厕所和滑梯的设计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到了当地才发现，两地的认知原来差这么多。”

不仅工程有问题，胡锦珠初期在营运上也频频碰壁。新加坡人直截了当、公事公办的作风，在中国人眼中被解读为冷漠高傲。不论行政程序或是和官员与家长的沟通方式，她都得从零学起。学校的设计必须大幅度修改、原先聘请的洋人校长不熟悉当地的文化，最终也得撤换。胡锦珠花了一年的时间，才学会中国的“生存之道”，过程中赔上了“巨额学费”。

但一切的付出很快就盼来回报，跨越了文化的鸿沟，伊顿在中国的事业迅速起飞。伊顿在2008年也把业务扩展至专为中国学生而设的幼儿园。目前，伊顿在中国共有近50所国际学校和幼儿园。

伊顿国际教育集团标榜双语双文化教育。（王彦燕摄）

新加坡教育系统的光环，是伊顿早期腾飞的关键因素。十多年前，中国的幼儿园大多只提供单语教育。在国际学校方面，当地人开办的国际学校不够国际化，西方人开办的学校又欠缺文化方面的课程。标榜双语双文化的新加坡教育品牌，正好填补了市场空缺。胡锦珠不仅是伊顿的创办人，更成为品牌的“代言人”。

她说：“当时不少业者争相模仿新加坡品牌，不少家长会要求亲自见我，确认创办人是新加坡人后，才让小孩到伊顿上课。”

不过，近五年内，中国迅速地赶上新加坡的步伐。胡锦珠发现，许多中国业者都有能力提供高素质的双语教育，家长的教育程度也越来越高。

“中国出现一大批受过西方教育的‘海归派’家长。从前家长主要看硬体设施和品牌，如今家长也注重师资和教学课程。伊顿因此必须在双语双文化的课程基础上，加强整体的课程编排，才能维持竞争力。”

大多中国家长希望由蓝发碧眼的洋人教英语，由字正腔圆的中国人教华语，这也成为伊顿的招募策略之一。胡锦珠坦言，要在中国做生意，必须依赖中国人才。伊顿在中国有1200多名员工，当中大多为中国人，其次为西方人，新加坡人占不到一成。

胡锦珠解释：“中国人了解当地的文化，能有效地和家长沟通。新加坡人大多负责培训和教学开发等后端工作。必须和中国官员与家长接洽的前线工作，主要交由当地员工处理。”

胡锦珠16年前进入中国市场已经十分吃力，如今她积极栽培儿子接手伊顿业务，更是感觉到年轻一代新加坡人面对的挑战。

胡锦珠认为，新加坡年轻人的华语水平不断下降，不少人对中国文化的掌握也不足，要打入中国市场并非易事。她的儿子黄毅贤（34岁）自小在新加坡接受双语教育，过后到美国念大学。尽管父母尽量和他说华语，但他的华语词汇不足以和中国人有效沟通。

在黄毅贤加入公司前，胡锦珠花了数月的时间为他恶补华语，也亲自教导中国的社交文化，包括如何敬酒、饭局上的座位安排以及正确的称呼方式。所幸黄毅贤很快上手，如今担任伊顿的执行董事，也参与中国业务。

胡锦珠说：“新加坡的双语教育为年轻一代打下基础，我们的多元社会也让年轻人保持开放心态接受不一样的文化，这是本地教育的可取之处。但年轻人还是得强化的双语双文化的能力，才能在竞争激烈的中国市场中生存。”

14年前，27岁的许裕鹏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那时，他的身份是美国餐饮零售公司的新加坡分行店经理。在青岛短短的两周时间让他隐约看到海外市场的机遇，但他没有预见到的，是自己日后将再次和中国结缘。

如今，41岁的许裕鹏已在中国工作八年，先是在广州和深圳工作，目前在上海担任营运总监，足迹几乎遍布一线城市。

许裕鹏发觉，上海这个大都市有更多精通中西文化的人才，自己的工作团队中也有留学海外的中国人，有能力协调工作团队与总部的沟通。如今在一线城市，双语双文化不是新加坡人独有的“优势”，而是必备技能。

从南华中学毕业后就到圣安德烈初院升学，许裕鹏求学时接触较多的是西洋流行文化，但双语政策为他打下语言基础，帮他踏出第一步，敢于融入不一样的工作环境。“我的父母受华文教育，在家都是使用华语、广东话，每年新年看‘春晚’（中国中央电视台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我当时知道自己要到广州工作，其实没有太大的顾虑。我觉得自己有一定的基础，语言就是要多用，才会有所进步。”

许裕鹏说，他其实庆幸自己的海外事业从广州和深圳开展，能说广东话多少让他更能融入环境，与工作伙伴拉近关系。“我刚到广州时，华语还算在进步的阶段，所以都是掺杂广东话和华语与工作伙伴沟通，人家发觉你能使用方言，也觉得比较亲切。”

带领以当地人为主的工作团队，他觉得自己当时在对内部团队和对总部的中英书面文件和电邮通讯中，也扮演着总公司与团队的沟通桥梁。

“因为有双语能力，我觉得自己能更有效地把中国团队的意见反馈给总部，与此同时把总部的指示更及时地传达给团队。但语言能力之外，我那时能带给团队的优势，也是处理事务的不同视角、不一样的管理方式。”

不过，在上海工作的这段期间，他发现那里有更多人出国留学旅游，工作经验丰富，他们的世界观更广。当地人对西方文化有更多的接触，不再那么需要中西搭桥的“中间人”。

“我记得，公司配合一个工作项目曾带领一支工作团队到美国接受培训，当时我们也带了几位有双语能力的中国同事去为伙伴做翻译，他们的英语能力都很强，还有留学西班牙的。”

掌握华文是必需的，但除了语言，也有必要去了解这个国家的国情、人文和思维，掌握它的发展。他认为，可以从小学开始建立本地学生对中华文化、历史、人文的认识，了解我们的母族文化，不局限于特选学校。

但他相信，新加坡人还是有潜能在国外立足，毕竟不同发展程度的城市需要外来人才的经验。“最重要是保持开放，不能有优越感，而是要放低姿态去学习。”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新加坡人成为首批打入中国市场的“先驱投资者”，手把手协助中国企业发展。如今，这个“先驱效应”仍然是新加坡的一大优势。不过，谁也不能保证，未来十年内，新加坡这个“老朋友”不会被中国人遗忘。

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是新加坡人早期成功打入中国市场的关键因素。但时过境迁，通商中国总裁陈佩玲认为“先驱优势”并非理所当然。新加坡人如今不仅得掌握双语双文化，还得精通中国和新加坡的社会和经商环境，才能继续维持先驱创下的优势。

十多年前，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指出，新加坡应该把握中国起飞的关键期，趁早培养新加坡人对双语双文化的兴趣，协助新加坡人进入中国市场。2007年，通商中国在李光耀和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的主持下正式启动。通商中国旨在培养一批双语双文化的中流砥柱，搭建联系中国与世界各地文化和经济的桥梁。

陈佩玲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中国人不熟悉英语和国外的经商环境，精通双语双文化的新加坡人因此成为中国和世界之间的重要桥梁。新加坡不只在中国进行硬件设施方面的投资，也把我们经商和吸引外资的经验传授给中国，让他们从中受益。两国通过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展开经济合作，也建立起重要的情感联系。

通商中国每年定期带本地专业人士到中国参访，助他们了解中国，同时建立人际网。（通商中国提供）

她举例说：“到了今时今日，当我到中国参访时，还是时常听到当地人谈起1994年成立的苏州工业园区，这个发展项目仍是大家津津乐道的……新中两国合作已经好多年了，有一定的了解和默契，新加坡也在当地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和信誉。这些虽然是无形的，但都非常宝贵。”

不过，随着中国近10年来迅速发展，新加坡人扮演的角色也出现变化。从前，双语双文化是新加坡人进入中国的王牌，但如今这只是基本；现在最火的词汇是“新中通”。

“新中通”指的是一批通晓中国和新加坡的人才。他们不只得掌握双语双文化，更得深入了解中国的脉搏，包括了解中国人对一些课题的看法，和整体社会和商业环境的走向。此外，新加坡人更得通晓新加坡和东南亚自身的环境，以便了解自己的优势所在。

通商中国多年来积极举办论坛、沙龙系列和实习计划等活动，目的是加深心中两地观点上的交流，让新加坡企业、专业人士和学生以新视角认识中国。针对专业人士而设的高级领袖研修班今年也特别走入东南亚，让20多名参与者进一步了解区域的文化和商业环境。

“中国如今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国内条件非常好。新中之间的交流不只得看双边，还得看多边。新加坡人不一定要进入中国投资，有很多中国企业想把触角伸入亚细安，新加坡可以和这些企业合作，帮助他们了解亚细安的环境，并提供法律、金融等第三方的服务。”

陈佩玲认为，新加坡的双语双文化教育制度，已经为新加坡人打稳基本盘。通商中国的任务，是协助新加坡人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培养更多的“新中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