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碳策”未来

“你们是在学校服务的业者当中污染排放最严重的。”

2018年，有国际学校客户告诉校巴业者叶氏客运总裁叶通志，他的校巴光是载送约3000名学生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就占学校排放总量24％，这给他敲响了警钟。

随着人们的环保与健康意识日益提升，越来越多学校将低排放标准列入校巴服务招标要求。叶通志意识到，减少柴油驱动引擎造成的排放，不再是选择，而是必行的。“不这么做，可能五六年后就标不到合同了。”

叶氏客运有43年历史，旗下共有107名员工和468辆巴士，主要服务国际学校、教育部学校、私人幼儿园和企业，每天载送1万2000人次。

在企业发展局和安永咨询公司的帮助下，叶氏客运开启减排之路，学习如何计算排放量，派三名员工进修企业可持续发展课程，并于2021年公布首份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影响报告，列明全年温室气体排放量为3474公吨二氧化碳当量（tonnes of 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简称tCO2e，为温室气体计算单位）。

“排放”（emission），指的是人类活动产生的一系列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CO₂）、甲烷（CH₄）、氧化亚氮（N₂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erfluorocarbons，简称PFCs）及六氟化硫（SF₆）等，排放到大气层中。

温室气体过度排放是导致气候暖化的主因，它们一般使用二氧化碳当量（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简称CO2e）为计量单位。温室气体就像被子，阻碍热量从大气层排出，使得地球越来越热

“净零排放”，则是指尽可能减少因人类活动（如发电、驾驶汽油驱动汽车等）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利用技术（如碳捕获和储存）及自然方法（如种植红树林、保护森林等），移除已经排放到大气层的温室气体，从而让大气层中的碳排放达到零增加。

净零排放为什么重要？碳排放和一般人又有什么关系？我们上街考一考公众，并请专家解答。

2022年目睹了不少极端气候事件：席卷巴基斯坦、欧洲西部、中国和澳大利亚等地的洪灾；欧美等地的夏天高温、野火夹杂旱灾打破历史纪录，摧毁人们家园；飓风给非洲南部造成严重破坏，加剧当地粮食短缺情况……

据了解，目前需要缴碳税的工业设施少于50家，主要是发电厂、炼油厂、垃圾焚烧厂，以及海水净化等水务处理企业。每年缴付的碳税总额为2亿元。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独立数据库Climate TRACE使用卫星数据与人工智能，追踪并公开全球近8万家实体的温室气体排放，包括一些新加坡的“排放大户”。

也是气候变化跨部门委员会主席的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指出，收取碳税将推动企业通过优化营运、投资绿色科技方案等方式，实现脱碳目标。另一方面，为排碳量适当定价也有助我国建立一个联系全球的区域碳排放交易市场。

在推动新加坡去碳的过程中，为维持我国的竞争优势，政府会在过渡期为面对外国激烈竞争的能源密集型企业提供津贴，减轻业者的碳税负担。

另一方面，当碳税在2024年调高至每公吨温室气体25元时，四房式组屋单位的水电费预料每月将增加约4元。

政府强调，上调碳税不是为了增加收入，收取的碳税会用来帮助家庭和企业转向更节能的生活方式和业务运作。2022年向新加坡家庭发放的水电费回扣已达5亿8000万元。

本地建筑的碳排放量占我国总排放量超过两成。为了推动国家基础设施朝低碳低能耗发展，政府2021年公布2030年新加坡绿色发展蓝图（Singapore Green Plan 2030），希望提高市镇和建筑的能源效率，到了2030年，将组屋区的能耗从2020年的水平减少15％。

以冷水取代传统冷气机的制冷剂为组屋单位供冷，新加坡首个大规模使用区域制冷系统的登加新镇至今获得超过九成住户签约使用，预计2023年中首批预购组屋落成后，即可安装。

负责区域制冷系统设计与营运的新加坡能源集团（SP Group）可持续能源方案副总监黄毓玲受访时说，目前收到9000多份合约，预计2027年登加新镇全面落成后，将有1万8000户居民使用区域制冷系统。

新加坡承诺到了2050年逐步淘汰煤炭发电，而本地唯一一座干净煤炭发电厂（cogeneration plant），近年来已使用更多的生物质如木屑来取代干净煤炭，进一步降低燃煤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同时也探讨如何在厂内落实碳捕集技术。

位于裕廊岛的登布苏多联产设施（Tembusu Multi-Utilities Complex）目前可满足我国约1%的能源需求。它由大士能源负责管理，涵盖发电厂、海水淡化和废水处理厂，可为岛上石化公司提供蒸汽、冷水和电力。这项耗资20亿元打造的项目在2013年正式开幕，有助保障裕廊岛的能源安全。

大士能源首席运营官黄浩明受访时指出，兴建电厂前，裕廊岛上的业者只能依靠进口天然气，而这具有一定风险。若供应紧张或出现阻断，这会影响岛上工业厂房的运作。因此，使用煤炭发电的电厂有助开拓岛上的能源供应。

考虑到燃烧煤炭对环境的影响，时任贸工部第二部长的易华仁2013年在国会说，电厂只允许使用低灰低硫的煤炭，同时也添加生物质（biomass），把温室气体排放降低至低于燃料油工厂的水平。

黄浩明说，为进一步降低电厂的碳排放量，公司采用更多生物质如木屑，从而减少所须燃烧的干净煤炭。生物质的使用率从五年前的约7%，提高至目前的13.7%左右。

公司也正在探讨落实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我们找人做过研究，在电厂是可以落实这项技术的。但问题是我们捕捉了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后，要怎么将这一气体储存起来。这是个很大的项目，我们必须跟相关机构进一步研究。”

公司目前也在考虑其他长期的减排方案，例如若低碳氢气（hydrogen）的技术发展迅速，日后或可把煤炭发电厂转化为氢气发电。

新加坡去年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加入弃用煤炭发电联盟（Powering Past Coal Alliance），承诺在2050年前逐步停止使用未减排的煤炭发电。

贸工部长颜金勇今年2月在国会书面答复议员提问时指出，我国不会再兴建未减排的煤炭发电厂。在逐步淘汰煤炭发电厂的同时，也要考量设备的剩余使用寿命，以及发电厂客户是否能取得替代供应。政府会和业者合作，探讨及早淘汰这一设施，并尽可能减排。

政府今年宣布全国氢气策略，争取到了2050年，让氢气能满足本地约一半的能源需求。

大士能源也会通过进一步提升旗下天然气发电厂的配备、探讨低碳氢气的使用等方式，加大减排力度。

公司的天然气发电厂共有五个发电机，其中两台机组的燃气轮机经改装后，发电厂的总碳排放减少3%，即生产每千瓦时电力的碳排放量为0.39公斤左右。

黄浩明说，公司正探讨在明年、供电情况较为充裕时，再改良其他机组以进一步提高能源效率，减少排放量。

大士能源也在展开数个低碳氢气相关的试行计划与合作项目，以探讨日后如何大规模落实低碳氢气的使用。

“我们认为氢气在中期到长期发展是个很好的选项，若可以用氢气替代发电机组所使用的天然气，就可以减少碳排放。不过，当然在成本、安全、运作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考量。”

用发电排放的二氧化碳养殖可食用的螺旋藻，你听过吗？

本地液化天然气公司通过捕集发电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来养殖螺旋藻，每年料可吸收约13公吨的二氧化碳。公司计划在2023年底把这一减排模式商业化，创造绿色经济机遇，助更多业者朝净零排放迈进。

如果说上述的方法是减少排放的科技手段，那么碳交易（carbon trading）是各国实现净零排放的“最后经济手段”了。

碳交易是指交易碳信用额（carbon credit，又称“碳信用”或“碳权”），国家或企业以减少污染、增加能源效率等手段减少碳排放，所减少的每公吨二氧化碳，或当量的温室气体减排量（tCO2e），相等于一个碳信用单位。

碳信用可以像股票一样在碳市场进行交易，企业和国家可以在受认证的碳信用登记处（Registry，就像股票交易所）登记这些碳信用。碳信用的价格会受供给需求影响而上下浮动。

碳交易可以是通过自愿性质的进行，例如乘客可在购买航空公司机票时，额外购买获认证的碳信用，抵消搭飞机或使用空运服务时产生的碳排量（又称“碳足迹”）。公司就可以用这笔费用，来支持碳信用项目，降低航空业的碳排放量。

另外一些常见的碳信用项目包括保护面临毁林威胁的森林、种植红树林、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等。

一些碳交易则是为了符合减排的规定。以新加坡为例，土地有限、人口密集，无法像其他国家一样大规模部署可再生能源，并缺乏大量自产碳信用的自然条件，是全球化石燃料十大进口国之一。尽管落实了各种脱碳措施，仍有一些剩余的碳排放是无法完全消除的。

基于这一情况，新加坡不得不透过向其他国家购买一些碳信用来抵消剩余碳排放量，以达到我国所设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也就是俗称的国家气候目标，即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

我国碳税将在2024年从目前每公吨温室气体5元调高至每公吨25元，到时须缴税的企业可从国际市场购买高质量碳信用，抵消最多5％的排放量。

但国家或企业依赖购买碳信用来达到气候目标，也引发一些质疑。一个国家的减碳努力中，究竟能有多少比例通过抵消碳信用来实现，是否应有管制？

如何防止富裕国家和企业，将减排的责任转移给较为贫困的国家，依赖他们完成减排目标，也令人关注。

我国连续两次担任共同协调国，推动关于国际碳交易市场细则的第六条在第27届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7) 上通过。各国可以与其他国家或企业签订协议，购买碳信用，以抵消本国的温室气体排放。

根据研究公司Coherent Market Insights的数据，碳交易市场预计将在2027年增长30％以上，价值将达到近3万4000亿新元。而我国向来有成为全球碳交易中心的意愿。

国家环境局今年7月分别与Gold Standard和Verra两个国际大型碳抵消项目签署谅解备忘录，本地公司可购买他们发行的碳信用，抵消部分应纳税的碳排放量。

在国家气候变化秘书处和世界银行等机构支持下，一个名为Climate Action Data Trust的全球碳信用数据整合平台12月在我国成立，包含了全球26个碳信用登记处中的六个，如Verra、Gold Standard和Global Carbon Council，避免碳信用被重复计算的可能，也加强全球碳交易的透明度。

贸工部工业司司长范维薇受访时说，新加坡政府购买的碳信用必须符合《巴黎协定》第六条的相关规定，其中包括避免减排量的重复计算。

也就是说，当新加坡购买了一个碳信用来抵消我国的碳排量后，卖方国家必须在其国家统计中增加碳排放量，新加坡则扣除碳排放量，以确保国家之间的减排量只计算一次。

有鉴于此，我国政府正在积极促成和他国的碳市场双边合作协议，以构建碳排放量跨境转让的双边政府框架。

新加坡迄今已和澳大利亚、越南和哥伦比亚签订碳信用合作的协议，并与印尼、秘鲁、文莱、巴布亚新几内亚等20多个国家开展这一方面合作的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