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李光耀卸下总理职务之前，新加坡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国领导人希望他卸任后，继续频繁访问中国，对中国的发展提意见。
李光耀确实几乎每年都到中国访问，甚至单在1993年，就走了三趟，1994年也走了两趟。1990年初，国际环境和舆论对中国不利，李光耀通过访问、演讲，经常为世界解读中国，中肯分析中国的优势与问题，也公开指出西方看待中国的偏颇。他在多个场合，对即将回归中国的香港发表务实的看法。
这十年间，新中政府签署合作开发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是两国关系的里程碑。确定在苏州进行“软件转移”前，李光耀对苏州和山东数个城市进行考察；园区合作最初出现问题时，他多次亲自到苏州，对建造园区深度参与，费了许多时间与心力。
1990年8月，新加坡巡回大使许通美受委领导代表团，与中国就建交进行谈判。图为新方首席代表许通美（左）与中方首席代表徐敦信（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于1990年9月18日结束最后一轮谈判后握手。（许通美照片）
1990年，为新中关系奠下基础的李光耀卸下新加坡总理之职前，两国在10月3日正式建交。10月中，李光耀在香港举行的共和联邦新闻联合会大会上发表演讲，题为“传媒对政治与政府的重大影响”，过后飞往北京。这是李光耀最后一次以新加坡总理身份受邀访问中国，并在人民大会堂前检阅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此行的代表团中，也包括即将接任总理的吴作栋。
卸下总理职务后，李光耀1992年首次以新加坡内阁资政的身份到北京。他应中国国际信托公司之邀，在国际经济论坛午餐会议上，以“中国因素与东亚增长”为题，发表演讲，被看作是发出强有力信号，显示新加坡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充满信心。图中为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右一）和中信公司董事长荣毅仁。（新华社照片）
1993年11月底，李光耀与时任新闻及艺术部长兼外交部第二部长杨荣文（左一）从浙江续程到广西北海访问。广西政府当时也建议拨地供我国发展工业园区。
图中，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中国事务署长佘家儿（右一）对着摊开的地图，向李光耀汇报中国西南地区，包括云南及广西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并简述西南铁路连接老挝、云南、柬埔寨，经泰国、马来西亚直通新加坡的方案及经济效益。（佘家儿照片）
1990年新中建交后，两国关系迅速发展，新中第一个政府间合作项目于1994年在苏州破土动工。在接下来20多年里，两国建立了副总理级的合作联委会、部长级的经贸理事会，并分别在天津和重庆开启了第二和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区在建设过程中经历了起落，听听李光耀和李岚清两位领导人道来。
1994年2月26日，新加坡政府和中国政府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签署。李光耀和中国副总理李岚清（前排右二）在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和中国总理李鹏的见证下，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协议上签字。第二排左起为新方财团领头的吉宝企业主席沈基文、新加坡驻北京大使郑东发、李光耀夫人柯玉芝、吴作栋、李鹏、李鹏夫人朱琳、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
苏州工业园区在当时的重要意义，也是向世界发出信号：新加坡对中国的开放和发展充满信心。李光耀当时接受德国记者的访问时说，新加坡可以保证在苏州园区的投资条例决定后就不会再改变。李光耀也告诉该名德国记者，新加坡可以协助德国进军中国市场，提供服务、工艺和资本，新加坡则提供建立联系的途径，协助合约的谈判和使到协议获得履行。
1996年8月底，李光耀再访青岛。从1994年7月至1995年9月，新加坡在山东省的累积投资达11亿美元。新加坡与山东设有山东新加坡经贸理事会，山东省也和新加坡及德国巴伐利亚州成立一个争取外资的工作小组。
1996年的青岛之行，李光耀和一批德资企业代表进行交流，听取他们在投资过程中所面对的问题。有驻青岛的德国投资者会后告诉记者：“我们面对的最大难处是沟通上的问题，德国人和当地人在思想上和一些做法上，到底有些不同，如果中新德能够进行三方合作，那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李光耀后来也到海尔集团参观，青岛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右），向李资政介绍了各自公司的发展情况。
1994年10月，李光耀访问河南的洛阳、开封、郑州，之后，新加坡商家在河南的投资增长迅速，截至1996年6月，河南省新加坡企业总投资额为28亿美元。
1996年9月，李光耀与时任环境发展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张志贤到郑州，为新加坡商家与河南合作发展的旅游项目黄河大观内的鹳雀楼主持奠基仪式。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右一）也主持仪式。黄河大观是以浓缩和体现5000年黄河文化为背景，以黄河流域的人文风光为表现形式的主题公园。
1997年12月，李光耀第五次到访厦门，在福建省省长贺国强（左一）及厦门市长洪永世（左三）的陪同下，参观海沧投资区。
李光耀对厦门的印象特别好，他当时告诉贺国强：“我相信你们没有什么是学不来，也学得不够快的。如果我们掉以轻心，相信很快就会被你们超越了。”不过，他紧接着说：“即使这样，为了你们的国家，我希望这当真会发生。”
1999年，李光耀应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右一）的邀请，到党校向近100名省部级、厅局级学员、博士研究生和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发表演讲，讲题是：世界格局与东亚的和平与发展。郑必坚在致欢迎词时说，李光耀受邀到党校演讲，反映新中之间的友谊。尽管新加坡和中国国情和制度不同，新加坡经验仍然能给中国带来启示。李光耀当时是第一位受邀到中共中央党校向干部演讲的外国领导人。
1999年9月，李光耀在上海，同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会面，两人对台湾问题交换意见。
李光耀在回忆录里写道：“海峡两岸以我为通话的渠道，也因此很自然地选择了新加坡为1993年4月两岸首个历史性会谈的地点。” 汪辜会谈以两岸正式代表双方的“非正式”组织的人物姓氏为名。李光耀当时分别会见了汪道涵和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
1990年新中建交后，两国关系迅速发展，新中第一个政府间合作项目于1994年在苏州破土动工。在接下来20多年里，两国建立了副总理级的合作联委会、部长级的经贸理事会，并分别在天津和重庆开启了第二和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区在建设过程中经历了起落，听听李光耀和李岚清两位领导人道来。
1990年8月，新加坡巡回大使许通美受委领导代表团，与中国就建交进行谈判。图为新方首席代表许通美（左）与中方首席代表徐敦信（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于1990年9月18日结束最后一轮谈判后握手。（许通美照片）
1990年，为新中关系奠下基础的李光耀卸下新加坡总理之职前，两国在10月3日正式 建交。10月中，李光耀在香港举行的共和联邦新闻联合会大会上发表演讲，题为“传媒对政治与政府的重大影响”，过后飞往北京。这是李光耀最后一次以新加坡总理身份受邀访问中国，并在人民大会堂前检阅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此行的代表团中，也包括即将接任总理的吴作栋。
卸下总理职务后，李光耀1992年首次以新加坡内阁资政的身份到北京。他应中国国际信托公司之邀，在国际经济论坛午餐会议上，以“中国因素与东亚增长”为题，发表演讲，被看作是发出强有力信号，显示新加坡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充满信心。图中为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右一）和中信公司董事长荣毅仁。
1993年11月底，李光耀与时任新闻及艺术部长兼外交部第二部长杨荣文（左一）从浙江续程到广西北海访问。广西政府当时也建议拨地供我国发展工业园区。
图中，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中国事务署长佘家儿（右一）对着摊开的地图，向李光耀汇报中国西南地区，包括云南及广西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并简述西南铁路连接老挝、云南、柬埔寨，经泰国、马来西亚直通新加坡的方案及经济效益。（佘家儿照片）
1994年2月26日，新加坡政府和中国政府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签署。李光耀和中国副总理李岚清（前排右二）在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和中国总理李鹏的见证下，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协议上签字。第二排左起为新方财团领头的吉宝企业主席沈基文、新加坡驻北京大使郑东发、李光耀夫人柯玉芝、吴作栋、李鹏、李鹏夫人朱琳、江苏省委书记陈焕友。
苏州工业园区在当时的重要意义，也是向世界发出信号：新加坡对中国的开放和发展充满信心。李光耀当时接受德国记者的访问时说，新加坡可以保证在苏州园区的投资条例决定后就不会再改变。李光耀也告诉该名德国记者，新加坡可以协助德国进军中国市场，提供服务、工艺和资本，新加坡则提供建立联系的途径，协助合约的谈判和使到协议获得履行。
1996年8月底，李光耀再访青岛。从1994年7月至1995年9月，新加坡在山东省的累积投资达11亿美元。新加坡与山东设有山东新加坡经贸理事会，山东省也和新加坡及德国巴伐利亚州成立一个争取外资的工作小组。
1996年的青岛之行，李光耀和一批德资企业代表进行交流，听取他们在投资过程中所面对的问题。有驻青岛的德国投资者会后告诉记者：“我们面对的最大难处是沟通上的问题，德国人和当地人在思想上和一些做法上，到底有些不同，如果中新德能够进行三方合作，那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李光耀后来也到海尔集团参观，青岛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右），向李资政介绍了各自公司的发展情况。
1994年10月，李光耀访问河南的洛阳、开封、郑州，之后，新加坡商家在河南的投资增长迅速，截至1996年6月，河南省新加坡企业总投资额为28亿美元。
1996年9月，李光耀与时任环境发展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张志贤到郑州，为新加坡商家与河南合作发展的旅游项目黄河大观内的鹳雀楼主持奠基仪式。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右一）也主持仪式。黄河大观是以浓缩和体现5000年黄河文化为背景，以黄河流域的人文风光为表现形式的主题公园。
1997年12月，李光耀第五次到访厦门，在福建省省长贺国强（左一）及厦门市长洪永世（左三）的陪同下，参观海沧投资区。
李光耀对厦门的印象特别好，他当时告诉贺国强：“我相信你们没有什么是学不来，也学得不够快的。如果我们掉以轻心，相信很快就会被你们超越了。”不过，他紧接着说：“即使这样，为了你们的国家，我希望这当真会发生。”
1999年，李光耀应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右一）的邀请，到党校向近100名省部级、厅局级学员、博士研究生和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发表演讲，讲题是：世界格局与东亚的和平与发展。郑必坚在致欢迎词时说，李光耀受邀到党校演讲，反映新中之间的友谊。尽管新加坡和中国国情和制度不同，新加坡经验仍然能给中国带来启示。李光耀当时是第一位受邀到中共中央党校向干部演讲的外国领导人。
1999年9月，李光耀在上海，同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会面，两人对台湾问题交换意见。
李光耀在回忆录里写道：“海峡两岸以我为通话的渠道，也因此很自然地选择了新加坡为1993年4月两岸首个历史性会谈的地点。” 汪辜会谈以两岸正式代表双方的“非正式”组织的人物姓氏为名。李光耀当时分别会见了汪道涵和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