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3岁的赖秀君和哥哥一人扛着一个箱子，在炎炎烈日下徒步把旧家的物品，搬到一公里外的新家。对瘦削的赖秀君而言，箱子十分沉重，但她的脚步却格外轻盈；他们一家人即将搬离居住了八年的一房式租赁组屋，拥有属于自己的三房式单位。

如今38岁的赖秀君，五岁时随家人从马来西亚搬到新加坡，父亲当时是名家具工匠，母亲则为了照顾两个孩子留在家中，偶尔接些缝纫工作。

赖秀君回忆起最初住在租赁组屋的生活，一切仍历历在目：“里头什么都没有，只放得下几张地铺和一张饭桌，我和哥哥每天在地铺上趴着读书，常常读一读就睡着。”

赖秀君从未抱怨自己的处境，但面对身边的同学，她却自觉身份悬殊。

“我的同学从未对我冷言冷语，但我的处境和别人不同，所以小时候很自卑。我羡慕同学有自己的房间和书桌；朋友要到我家来做作业时，我总会推托，担心他们看到我家又小又乱。好几次同学都已经到我家门口敲门，我还是关着门假装不在家。”

童年的住屋环境也潜移默化地塑造了赖秀君内向的性格。“从前的租赁组屋龙蛇混杂，我只要看到又有大耳窿找上邻居家，就会非常害怕。母亲担心我和哥哥会学坏，通常不开门，也嘱咐我们不要和邻居打交道。”

赖秀君六岁那年，母亲因癌症过世；父亲省吃俭用，花了八年才存够钱，购买了属于他们一家三口的三房式组屋单位。

父亲为了买屋子几乎掏空了积蓄，没有钱请搬运工和装修工。每天放学后，年纪轻轻的赖秀君和哥哥便就当起“临时搬运工”，从宏茂桥8道搬到宏茂桥10道。把箱子搬到新家后，又得粉刷屋子。两人每天从早忙到晚，整个过程花了一个多月。一家人就这样咬紧牙关，一步一脚印地改善生活。

晃眼25年，赖秀君已经从一个懵懂的少女，升为人母。她如今仍住在宏茂桥，但已搬到宏茂桥市中心，和丈夫、三个孩子以及父亲，一家六口一同住在五房式的组屋单位里。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一项报告显示，父母属收入最低20％群体的30来岁国人中，14％得以向上流动，成为收入最高20％群体。这个数字比美国的7.5％、英国的9％，以及丹麦的11.7％高。

赖秀君虽然不属于高收入阶级，但也算是从低收入家庭跃升为小康之家。

她坐在客厅里接受访问，一旁是简约的欧式吊灯、背后是精心设计的半开放式房间；年仅4岁和6岁的小儿子和二女儿，在房里的两台电脑屏幕前看着卡通片，父亲则有佣人照料。这是许多中产阶级再熟悉不过的生活场景，也是赖秀君小时候从未想象过的“奢华生活”。

对赖秀君而言，跃升为“中产阶级”，不代表她的生活从此无忧；从前家里缺的是钱，如今缺的是时间。

赖秀君和丈夫是典型的夹心层，三个孩子年龄分别为10岁、6岁和4岁；赖秀君的父亲近年患上糖尿病，如今需以轮椅代步。为了多些时间陪伴孩子和父亲，赖秀君几个月前辞去了收入较高的工作，成为朝九晚五的行政员。

“我在从前的公司做了13年，那里薪水不错；但每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到家都已经9点多了。现在我可以6点多下班，回家有时间和家人共进晚餐，也可以好好帮大儿子复习功课，陪孩子玩。”

金钱和时间，难以两全。赖秀君的时间虽然更加充裕，但相对地，一家人在经济上也就更拮据一些。赖秀君和丈夫的月入加起来有6000多元，要过上“中产”生活，也只是刚好够用。

二女儿除了上幼儿园，每周也有额外的语音课；大儿子则有华语补习。赖秀君的父亲也需要一名女佣随身照料。扣除这些费用，赖秀君夫妻俩每月可存下来养老的钱，只有200多元。

出国旅游是许多家庭必不可少的“常年活动”，但为了省钱，赖秀君一家每年最远也只是坐巴士到马来西亚旅游。平日的休闲活动，则是到海边野餐。尽管生活并不比身边的朋友奢华，孩子也时常嚷嚷要像同学一样到澳大利亚游玩，但赖秀君认为，这些物质上的牺牲都是值得的。

“母亲从小就不在我身边，虽然后来生活改善了，但心中总是留下遗憾。现在，我一方面竭尽全力给孩子过上好的生活，一方面也希望陪伴他们成长；两者之间必须取舍。”

赖秀君认为，孩子不一定得成龙成凤，开心最重要。

“我现在尽量让他们好好读书，但成绩好坏是他们自己的造化。不管孩子未来能否成为有钱人，最重要的是他们要快乐，心中不要留下任何遗憾。”